仟江水商业电讯（4月11日 北京 裴少铭）近日出版的中国工业报在重要位置刊发该报重大报道文章《国企改革：企业家精神从哪儿来？》。经过作者裴少铭本人授权，现接受委托发布传播如下。
国企改革：企业家精神从哪儿来？
进入3月份以来，陆续有多名央企高管被中纪委和国家监委调查，另有某国有大行高管及某国资龙头车企高管被中央组织部门责令“退休”。改革正在走进国企管理层使用与考核的深水区。业内人士呼吁监管层严格淬炼国企高管的“企业家精神”，使其无法不自发服务民生福祉。
聚焦主业 提质增效：时不我待
近期，A股国企改革板块接连掀起涨停潮。有的已连续涨停十多天，另有多家企业前赴后继，接力打板。
要知道，像航发科技(600391)、宝塔实业(000595)、国瑞科技这3家企业，其扣非净利润竟为负数，而云鼎科技、国信文化2家企业的扣非净利润，也只有0.13亿和0.68亿元。
如此低的主业盈利能力，真的足以支撑股价涨停么？很显然，这是有投资者用脚投票，用真金白银去打板敲钟，为“国企管理层除旧布新大换血”式改革叫好！
实事求是地分析，近年来，国企经营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。比如，企业经营管理乱象：先把收入规模做大，再把营业成本做大——把薪酬、奖励、激励、福利、营销费用、管理费用等全都提上去，博取民主评议高分；至于企业主业净利润，则能剩多少是多少。由于主业净利润不属于管理层KPI考核指标，所以没人问没人管，谁也不在意。这种乱象绝非臆测，而是由铁一般的财务数据支撑的事实。
首先，A股国企改革板块内99家企业的经营收入数据，确实非常漂亮。截至2023年3月23日，上述99家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已超过1132.74亿元，着实令人欣喜。其中，营业收入最多的3家企业营收规模分别为24554.01亿元、15352.74亿元、7984.22亿元。
其次，A股国企改革板块内99家企业的平均经营成本数据的确惊人。截至2023年3月23日，上述99家企业平均营业成本超过899亿元；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值平均接近79.38%。其中，有31家国企比值在80%至90%之间，有5家比值在90%至100%之间，有2家的比值在110%至157%间。
再者，A股国企改革板块内不少企业主业净利润数据颇让股东郁闷。上述99家企业扣非净利润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平均只有16.32%。其中，有6家扣非净利润与营业收入比值为负数，即扣非净利润亏损；有22家比值大于0小于5%。
针对上述现象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赵锡军认为，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国企改革提出“健全现代企业制度，推动国企聚焦主责主业优化重组、提质增效”的目标，这对改良上述经营管理乱象颇有针对意义。
经管失能：机会主义难奏效
据透露，那些因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”而被中纪委国家监委处理，以及被责令退休的国企高管，在没被处理之前，其高调子可都唱得“咕”“呱”乱响。这种现象，显然已经被国家注意到了。
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“深化国资国企改革，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；要坚持分类改革方向，处理好国企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关系，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”。
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近期被组织部门处理的某国企领导，在任期内大搞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帮派主义，弄得企业产销规模接近折半，企业内部怨声载道。在他被处理后，业界人士竟奔走相告，弹冠相庆。
深入分析种种案例不难发现，机会主义是导致国企职业经理人不思恪尽职守的思想根源：职业投机者一门心思琢磨的，无非是以下两大“职业要事”。
其一，不管14亿国民收入水平如何，先把国有企业变成“类集体企业”，让本企业内部员工“共同富裕”起来。这些投机者整天琢磨的是如何为自己和员工提薪酬、搞福利，如何轻轻松松地把自己那份股权激励权益尽早归属到位。
其二，阳奉阴违假借政治学习大行懒政怠政之实。他们天天研究怎样讲大话、唱大戏，而对国企主业主责却熟视无睹，充耳不闻；他们放任国企经营成本无限飙升，致使国企主业净利润在泥潭中爬行。
有上述问题的国企，大多科学治理机制不完善，需要以刮骨疗毒的勇气进行改革。
的确。机会主义者的人生目标与真正的企业家相比，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东西；而国企的主业主责和提质增效事业，不能成为投机客练手做实验的小白鼠。
改造政企旋转门：淬炼企业家精神
面对国企改革的职业经理人激励问题，很多人都会问：同样是企业管理者，国企管理者与民营企业家到底有何不同？答案当然有很多。其中较为中肯的一个是，他们的后路根本不同。
据分析，目前国企管理者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渠道四通八达，而相关的人事选调、选拔门槛却非常低，只要满足级别、资历、学历、年龄等方面的要求，且行政机关部门需要，便可以通过调任、选调等途径由企业编制转为公务员编制。
“国企管理者背后，隐藏着一扇人生成败转场的旋转门。有了这扇们，国企管理者就很难内生出真正的企业家精神。”在探讨新时代国企改革职业经理人激励问题时，很多专家如此判断：为国企管理者预留从政的资格与待遇，却不对其从政设置主业主责的效益指标门槛，这很难避免少数国企管理者去动“人在曹营心在汉”的投机之心。
相比之下，民营企业家如果没把企业主业利润率经营好，只有死路一条，因此会想尽办法做主业搞经营，这就是“企业家精神”产生的制度背景。
在改革初级阶段，为国企管理者预留政企发展的机会旋转门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在新时代，国企在资本实力、经管人才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今非昔比，激发管理层价值创造潜能的市场手段更多种多样。
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秘书长师建华认为，为达成“聚焦主责主业、提质增效”的国企改革战略目标，改良国企管理层公务员调任选调机制，改良体制机制和制度，有利于淬炼国企管理者的“企业家精神”。而作为经济人的国企管理者，只有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监管体系下，在无法不为国民福祉服务的制度环境中，才能自发开动“创造价值”的经营管理引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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